墨子及弟子的所有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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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及弟子的所有诗文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 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 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 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 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

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 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

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

”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

”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

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

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

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

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

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 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

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 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 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 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

子墨子九距之。 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

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

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

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

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 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 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 其实不然。 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

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 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

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 其实不然。

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

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

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 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

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

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 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 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 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 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

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

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虽杀臣,不能绝也。

”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 矛盾终于得以解决。

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 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 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

”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

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 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 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

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

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

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

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

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

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 ”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 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 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 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

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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