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信息科技伦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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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严控住宅平房一间擅自分割为多间的行为,并明令规定,平房的“过道”应在不动产登记中标注。新规将于4月10日生效。  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住宅平房管理,日前,市住建委会同市规划国土委正式发布《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上住宅平房测绘、交易及不动产登记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控住宅平房一间擅自分割为多间的行为,对核验时标注为“通道”的部位,将在不动产权证附记栏中予以记载。  该《通知》要求,住宅平房房产测绘成果应当办理审核,房管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和不动产权登记证明记载的房屋平面布局等进行审核。同时,住宅平房因新建、翻改建或同一权利人分割合并等情形申请不动产登记的,除其他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交经房管部门审核的房产测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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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糠疹玫瑰糠疹是一种急性的,可以自愈的皮肤病。原因不太清楚,目前认为可能和病毒感染有关,也容易好发于春秋季节。常发于年轻人的躯干和四肢,常表现为一个椭圆形红色斑片,和皮肤纹路方向一致,之后发展为多个,上面附着有白色鳞屑。一般痒的不厉害,6-8周可以自愈,也有人会持续数月到半年。白色糠疹白色糠疹是一种好发于儿童或青少年的皮炎,俗称“桃花癣”,这是因为此病常常发生于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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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避免饱食、暴饮暴食;不能因为虚寒就吃一些过于温补、温燥的食物,比如煎炸烧烤、人参等,因为长期服用会引起“上火”,正所谓虚不受补。建议在健脾气的基础上,适当加用一些温补的药物。

  四是充分发挥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和舆情引导作用。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工程建设,推广投入少、见效快、覆盖面广、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五是加强森林防火物资装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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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展览现场的大事年表展览的前半部分以照片、信件、手稿和时间年表的形式,对大尾象的成立渊源和展览活动(大事记)作了梳理和呈现。大尾象最早缘起于80年代中期的“南方艺术家沙龙”,其早期(1991年-1996年)的创作和展览活动大多在文化宫、酒吧、大厦地下层和户外等临时空间展出,他们在此期间自主组织策划了五回展览,带有独立和半地下的性质。

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  几十年来,迅猛发展的信息科技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悄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认知,如牛津大学数字伦理实验室主任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所言,“数字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价值观、优先权、品行和可取创新的看法”。

因此,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出发,信息科技伦理都应竭力跟紧信息科技发展的步伐。   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现状  信息科技范围广泛,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量子信息等。

全球主要国家对发展信息科技给予了足够重视,仅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发布了《网络安全战略》《美国人工智能计划》《美国国家量子法案》等,欧盟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案》《量子技术旗舰规划》,韩国、印度启动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新加坡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案》。 我国的智能制造战略、“互联网+”行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在相关政策中都或多或少提及了伦理问题。   与平面化的伦理评价不同,立体化的伦理框架对于科技良性发展更具实效性。

伦理框架是一套成型的、处于相互作用下的伦理规范的组合和运行机制。 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的研究遵循经典伦理理论(如功利主义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等)的范式,为不同的信息科技设定伦理框架。 发源于医学伦理学的双重效应学说,近年来也被频繁作为人工智能伦理框架的理论基础。   当前,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信息科技。 对于大数据研究面临的隐私和伦理挑战,苏黎世大学教授瓦耶纳(EffyVayena)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者指出,新的伦理框架关心的不是数据是否应该用于研究,而是如何从尊重伦理和隐私的基本原则中获取利益。

无独有偶,弗洛里迪团队在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白皮书(AWhitePa-peronanEthicalFrameworkforaGoodAISociety)中也指出,要抓住机遇,制定法律、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将获益建立在伦理框架的基础上。 可见,伦理框架是信息科技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撑。 目前,关于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的研究比较分化,几乎每一项信息科技中都能找到伦理框架的依附点。

在“皮之不存”的依赖关系下,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确实应与信息科技保持高度一致,但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要“各个击破”。 事实上,在每一列信息科技的列车上都装上伦理雷达既困难又阻力重重。 因此,何不回归到框架的本义,圈定一个足够宽广又有边界的地域,让所有列车在一定期限内都不驶出界?这一思路指向建立信息科技的统一伦理框架。   构建统一伦理框架的可行性  欧盟近年制定了一些统一的针对新兴科技的法规,如EuropeanGrouponEthicsinScienceandNewTechnologies等,伦理框架虽然很难像法规那样实现大范围的统一,但在某一科技领域构建统一的伦理框架未尝不可。 并且,具有整体主义文化传统的我国,对于构建统一的伦理框架有更深沃的土壤。

  西方已有学者尝试提出整体的信息科技伦理框架。

英国三方研究和咨询公司(TrilateralResearchConsulting)的赖特(DavidWright)提出了一个可以对任何涉及信息技术的政策、服务、项目或方案进行评估的伦理框架,该框架使用比彻姆()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生命伦理四原则作为标准,并加入了隐私和数据保护的内容。 这一伦理框架显得有些“野心勃勃”。

统一的框架不是一定要将所有信息科技一股脑儿地包纳进来,它应该是这样一种框架——当它面对不同的信息科技时,能够通过自身简单的变化而变得继续适用。 这样,框架本身的结构和开放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运行机制出发,可以将框架的基本要素分成主体、客体、标准、对象和程序,此前的伦理框架研究极为关注框架的程序,即对于框架的步骤和顺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 早期,如福克斯()和迪马克()在《道德理性:应用伦理学的哲学进路》(MoralReasoning:APhilosophi-calApproachtoAppliedEthics)一书中提出了“建构一组问题”“收集资料”“探寻不同意见”“评估各种意见”“作出决定”“采取行动”六步骤。

近年来,如曼海姆(SaraMannheimer)等人在2017年国际数据监管大会(In-ternationalDigitalCura-tionConference,IDCC)上提出的“STEP”框架,可以作为实现安全、伦理和使社会媒体数据研究可持续的重要“步骤”。   程序是框架运行的载体,关注程序无疑是抓住了框架的主线。 为了防止推诿责任,主体必须明确;为了使框架有的放矢,客体必须准确;为了体现伦理理论和追求伦理价值,标准必须清晰;为了惩前毖后,对象必须确定。

因此,统一的伦理框架应当是各个要素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运动体,各个要素之间的张力就是框架开放性的体现。

如伦理框架适用于人工智能算法时,算法中的行为和事件是客体,算法遵循的伦理原则是标准,算法嵌入者及其团队是对象,嵌入者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是主体,而程序则体现在启动、调查、评价和处理的步骤与顺序中。

  在上述框架的元素中,应格外关注客体,因为只有对行为和事件进行定性后(即什么样的行为和事件不合伦理或存疑),框架的程序才能从启动走向正式运转。 以目前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例,虽然人工智能具有极繁复的技术和极广泛的应用,但其根本是算法,算法中所嵌入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嵌入者,所以嵌入者的嵌入行为理当是伦理框架的关注重点。 大数据技术包括采集、存储和计算三层,每一层都会涉及伦理问题,特别是计算层的伦理问题取决于不同的应用领域,应用于金融、教育还是政治领域会牵涉到截然不同的伦理问题,伦理框架要重点监控大数据技术中的计算应用行为。   然而,伦理问题远比科技事实行为更抽象,因此,抓住信息科技中的行为和事件也只是“抓重点”而非“抓全面”,所以,框架的其他要素也很重要。 如在某种伦理理论指导下,选择哪些伦理原则作为框架的标准就是伦理框架的核心问题。 简单来说,构建统一的信息科技伦理框架首先要选择合适的伦理原则作为标准,重点是探究信息科技本身的伦理问题和其中违背伦理的事实行为,在恰当的步骤和顺序下,建立从主体到对象的动态框架。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框架  经验表明,人类能够决定一种科技的开始,却很难决定其结束,结束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在信息科技席卷全球的当下,从根本上探讨某项信息科技是否必要、可否停止并无实际意义,所以,法律规制和伦理约束必不可少。 科技发展的驱动力早已不仅是个体创新的好奇心,而更多地关涉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各国发布的一系列信息科技战略和政策便是明证。

好奇心可以通过他律进行干涉,而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则需要达成普遍的伦理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作为这种共识的基础。   伦理框架绝不是要阻滞信息科技的发展,而是要保障和促进信息科技良性发展,当然,“发展”和“良性”何者为先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必要从国际层面积极达成信息科技伦理共识,在各项信息科技政策和战略中都应体现这种共识,只有如此,才能将科技竞争推向良性运行的轨道,才能避免“结束的代价”。 鉴于此,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的构建,不仅要考虑框架本身,还要考虑框架的国际性和长远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智能+”概念进一步抓住了信息科技的内核,由此出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信息科技伦理框架构建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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